在五万块看起来也远远不够了。因为五万块只能让她离开，不能让她到达任何地方。

她把钱重新装回三个地方：床垫下面塞好，靴筒里踩实，马桶水箱后面用保鲜膜重新包了一层。然后把银行卡放回枕头套里，跟娜塔莎的十字架项链挨在一起。她躺下来，没脱衣服，盯着天花板。那条裂缝从墙角处出发，弯弯曲曲地延伸到灯座旁边——跟她母亲卧室天花板上那条一模一样。

她想起赵总趴在她胸口哭的时候那个重量。她还在感觉那个重量，它没有消失，石头一样沉在小腹的位置。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把那块石头放在哪里。

她翻了个身面对窗户。松江市的灯火在窗外铺开，密密麻麻的光点覆盖整座城市。但没有一盏灯是为她亮的。她十七岁偷渡过来的时候在黑漆漆的界河上至少还能看到对岸的灯火——她知道那个方向是中国。现在她在中国，灯火通明的中国，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了。

她想起在乌苏里斯克的时候，邻居家的女人——伊丽莎白阿姨——她丈夫在莫斯科打工，一年回来一次。伊丽莎白每天坐在窗边织毛衣，等人。玛丽娜那时候想，世界上最惨的事情就是坐在这里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人。现在她知道了——更惨的是你连等的人都没有。赵总不会回来了。她也等不到别人。

她翻了个身，把脸深深埋进枕头里。枕头上还有赵总上次留下的味道——古龙水混着烟味和一种她已经说不上来的中年男人的气息。她把枕头翻了个面，用没有气味的那一面贴着脖子和脸颊。

天花板裂缝在她的视线中逐渐变成了一条河流的形状。她想起四岁那年夏天，父亲带她去河边——那是她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清醒地带她出去玩。河水很浅，能看见河底的石头和鱼。父亲卷起裤腿站在水里，用手捧起一条小鱼放到她手里，鱼在她手掌里挣扎着，凉凉的，滑滑的，尾巴拍在她的虎口上。她吓了一跳，鱼跳回了水里。父亲笑了——他那时候牙齿还是白的，笑起来有一个酒窝。后来父亲就不再笑了，后来父亲嘴里的酒气盖过了他所有的气味，后来父亲进门时她已经听不出他的脚步声和别人的脚步声有什么区别了。